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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四化”构想

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学科发展是为了在划分整体性知识的基础上更好地获取更多人类知识,使教化者获取规训性知识,其能力得以培育,人格得以健全,自由得以圆满。因此,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智识性发展,它同时还承载着某种价值取向。作为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其学科要注意人文化、规范化、特色化和国际化发展。

1.学科人文化。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六艺”之学,还是西方古代的“四艺”或“七艺”传统,其目的是“为道”、“为教”、“为人”,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由西学而来的学科(discipline)除了“知识分类”外,还包含有“训练”、“惩戒”、“教养”等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19世纪以降西方科学发展的结果,它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把人类整体性知识严重分割化,使学科之间互为畛域,每门学科抢占自己的禁脔之地。其后果是,高度发展的学科片面关注对知识的规训,而忽略了对知识主体的人文教养。法学在现代学科工具性品格下也逐渐丧失了人文精神,人的主体资格在各门法学学科中被逐渐隐蔽,本来是以研究人事学问的法学却逐渐成为功利主义者的工具,名目繁多,至多使法学这门人文学科最终成为没有灵魂的学术。因此,西政各门学科的发展要回归人文道路,要把分门别类的学科性知识系统为整体性的人文学问,学科的发展才有主体性,才有灵魂。也惟有如此,各门法学学科之间才能突破藩篱,相互交流,相互融通。

2.学科规范化。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和建制化的结果。作为与神学、医学并存的法学在西方历史悠久。西方民族国家在中世纪几百年对罗马法的研究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学规范性知识体系,从而在近代催生了自己的民族法学,如法国和德国在19世纪形成了自己的法学。《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法典都是知识规范化成果的典型。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在20世纪初来到中国,是在全面继受西方知识普系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历经百余年,法学有了长足发展,学科门类齐全,但无庸置疑,今天我们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我们没有自己的法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几乎没有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paradigm)去解释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法学各学科似乎都取得了辉煌研究成果,但学科欠规范化问题依然严重。西政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地,各学科发展要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学科规范性制度,发展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使学科发展真正成为规训知识的途径。

3.学科特色化。人是深不可测的浩瀚宇宙。作为研究人事学问的社会学科应该是整体性的,但每门社会学科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学科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西政学科发展客观上受制于地域、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因此特色化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力。在传统上,西政的学科研究擅长纯粹理论研究。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因此,各门学科要关注全国各地研究的成果,全方位收集材料,用自己的研究范式去分析和解释,进行学科史反思,推动自己的理论发展。另外,在研究对象上,我们的学科研究有自己的地方性对象,如抗战时期法制研究、少数民族法研究、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等。但在对地方性对象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始资料(factum brutum)收集上,而是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知识规训,使之成为学科知识普系中的要素。此外,我们还有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如法政治学、法社会学等。但跨学科研究不是在材料和方法上的简单跨越,而是要形成跨学科的知识规范(discipline)。

4.学科国际化。严格讲,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知识体系上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境遇决定了我们的学科研究是双向反刍性的:一方面我们在用西方的知识普系解释中国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用中国现象检验西方理论。但这种“解释—检验”式的双向性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中心主义”下进行的。我们主张的学科国际化是一种“民族间际”(international)的学科研究图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 “去中心化”的研究范式。我们的学科研究材料和对象不仅仅是地方性中国,而且还有“非中国”的地域;我们的学科研究方法有非中国的,同时也有中国的;我们的学科知识体系既能解释中国现象,也能解释非中国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用自己的学科知识解释西方理论不能解释的中国问题和其他地方性问题(如非洲和中东问题等)。因此,学科国际化不是简单能检索非中文文献,而是能用中国的学科知识审视这个世界。

    学科人文化、规范化、特色化和国际化是一个逻辑性整体,它对学科发展提出了要求:人文化是主体性要求,规范化是知识性要求,特色化是个性要求,而国际化是图景性要求。总之,西政的学科发展要有此“四化”要求的使命和能力。